由此，从儒家人际伦理所面对的现代性错置入手，我们可以找到儒家伦理和现代陌生人社会的共同关切。

此即《彖》所谓损下益上，其道上行。王夫之，1996年a，第524页）吴文引生生之谓易出处不全，盖从《周易正义》之分章也。

……‘化醇，化其气而使神。此来自叠词现象，犹绵绵不绝、喃喃不休，而与生之字义无直接关系。来知德注此章，从一阴一阳之谓道一气贯下。（《周易正义》，第334页）然而潘雨廷对整个《序卦传》的态度因此显得有些怪诞。笔者主统摄，欲划清界限之后收摄西学，依中学阐释而安顿之。

道既全凝于性，道与性皆为《易》理所含。1996年c：《尚书引义》，载《船山全书》第二册，岳麓书社。不雅训说详见《史记·五帝本纪》。

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新乐乃至战国至今所有新乐【7】，即后九代新乐的乐教实践和理论，则是人神揖别、天人两分、官乐民乐融合、乐教愉情并重、抒情风格多样的实践和理论。春秋时代，周王朝实力下降，蛮夷戎狄遂自外于周，天子于是失去了对蛮夷戎狄的控制权。17故周天子总是称兄弟诸侯为伯父叔父(哥哥弟弟)，称亲戚诸侯为舅父舅氏(老舅)。29引文依据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十三经注疏》。

平王东迁后一段时间，周家尚能维持大局，但是王朝毕竟已元气大丧。我们可以看出，战国君子仍然在想方设法证成孔子的郑声淫说。

不过这个变化有一个渐变的过程，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的周乐均淫即抒情不节制，就是渐变的开始。同理，古乐周乐，四国亦莫不采用。人类本有艺术天赋，音乐本有愉情功能，即使长歌当哭也让歌者愉悦性情，而九代官方故意对此视而不见，只是为了国家治理。子夏说，先代圣王的古乐才是德音，而郑声为亡国之音[8]。

不过，《舜典》反映的五帝时代的乐教理论并没有协和万邦的政治功能，这显然是因为那时天下太小，只是若干个氏族结成的联盟而已，并没有万邦需要协调治理。16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请观周乐，所观周乐就有九代古乐，也有春秋四国新乐，而且季札十分熟悉，说明鲁国等华夏之国、吴国等蛮夷戎狄之国，均采用此周乐。由于这些古乐在周代的王朝和列国【12】的官方场合都经常被演奏、演唱、舞蹈，用以教育候任官员和现任官员，所以晚周文献亦通称为周乐【13】。《山海经》中从西北高山到东海神山，到处都有黄帝，这就是证据。

54后世已经影响很小的宗教音乐如佛教音乐、道教音乐除外。这个结论把乐教定义得太宽泛，忽略了乐教为治国之教的本质属性，故不可从。

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魏文侯不知不觉之间受到上述时代风潮的影响，喜欢鉴赏世俗生活气息浓郁的郑声郑卫之音，对宗教气息浓郁的古乐则完全没有任何兴趣【51】，但他并不明白自己何以如此，故问子夏。战国至今，历代政府均需管理民间宗教事务，有时还设置专门的宗教管理机关，但只是为信教百姓提供某些服务而已，与宗教政治实际管理国家已经完全不同。

包括《乐经》在内，九代宗教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全部倒掉，就与剩余财富暴增有莫大的关系。《韩非子》为了证成孔子的郑声淫说，甚至编了师旷辨亡国之音的故事：奚谓好音?昔者，卫灵公将之晋，至濮水之上，税(脱)车而放马，设舍以宿。所以王先生将乐教起源定在周公时代，亦不可取。周末春秋国学教育实行六艺之教，乐教与诗教并称，则一分为二。14《礼记·乐记第十九》收录子夏语录：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15孟子所谓(君子)与民同乐(快乐)，本质上只是君子与民同财。

33使有治国道德者担任国学乐官。后九代经师学者不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以九代古乐的乐教理论反复证成孔子批评春秋新乐的郑声淫说，故均徒劳无功。

本文所引《周礼·大司乐》，亦依据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十三经注疏》，不再加注。【56】故事未必是真实的，但故事所反映的春秋晚期战国时代的乐教思想却是真实的。

根据王先生所言，本文考虑到孔子私学采用的教材与周代官学完全一致，《大司乐》当然首先是西周春秋时代王朝历代乐官确定的官方国学的乐教理论教材，实践教材则为九代古乐和春秋四国新乐。概而言之，孔子以前的乐教理论主要是工具论。

当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治理方式的完全去宗教化，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经过西周春秋五百多年，一直到战国时代初期，这一过程才最终完成，中国才成为一个世俗化国家。西周时代礼乐征伐均出自周天子，天子为华夏之国(周家王朝和兄弟之国、周家亲戚即古老文明氏族之国)和蛮夷戎狄之国即整个天下的共主48。古之听清徵者，皆有德义之君也。乐教，就是官方熏陶君子，使之养成端正持中的人格，将来为官能够公道公正、治国富民的音乐教育活动。

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到了黄帝时代晚期，中国才出现了辉煌的城市如黄帝古城【20】之类，他们称之为古国，称那个时代为古国时代。如果我们大胆撇开完全根据王朝断代的成见，放眼回顾五千年中华文明史，那么春秋战国之交就不一定只是周朝的转折点，而且很可能还是整个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其深远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周朝八百年。

从时代概念来看，春秋时代是九代的一部分，春秋战国君子本不应该称新，但由于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出现了迥异于九代古乐的新乐，故晚周君子所谓的新乐，特指春秋四国官方的这一部分周乐【14】。战国初期，中国最终完成了世俗化进程，中华文明从此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不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伟大世俗文明，宗教鬼神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再有什么重要的政治地位，国家治理完全实行世俗政治。

《大司乐》现存于传世战国《周礼》。则子夏所言只是其个人看法，弗用为不能用不该用之意，并非当时华夏列国实际未用。

总之，九代乐教理论只是对九代乐教实践的总结，而九代乐教实践的基础在后九代基本不复存在，这就是九代乐教理论与后九代音乐实践脱节的根本原因。……师旷不得已而鼓之。吴天明：《论语本意·八佾篇》，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可知春秋君子大都认为，君子应用礼乐来节制自己，其官方音乐作品应乐而有节，哀亦有节，这非仅孔子有此见识。

此后郑庄公、齐桓公称霸，尚勉强维持周家颜面，晋文公称霸后居然以臣召君，周家作为华夏共主的地位遂不复存在。战国初期最终完成世俗化进程，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终于人神揖别，天人两分【4】，宗教政治彻底退出国家治理历史舞台【5】，故战国至今中国成为世俗化国家，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唯一不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伟大文明[1]。

故本文根据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根据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理论，将中国乐教的起点定在黄帝时代晚期，距今五千多年。而且大量传世文献记载，中国最早的官方乐教作品，就是黄帝时代的古乐《大卷》《云门》，这些作品一直流传至周代，周代君子无不十分熟悉，人人都会演奏、演唱、舞蹈。

孟子对战国君子是喜欢古乐还是喜欢新乐，完全不介意。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33】，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